但如果第二季度情势好转，随后的反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下降。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 30% 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 GDP 的 30%。
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通过投入产出表，根据各行业之间关联程度，测算了三大部门对GDP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产出影响。
而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3）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第二、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重新计算税改后速算扣除数和每档纳税人数后，5000-6000元/月就业者将免交个人所得税，约减少个人所得税上缴86.9亿元。建议监管部门根据基础设施REITs公众拥有、公众使用、公众收益的特性，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等方面给与配套支持。
相对悲观者甚至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配合，中国经济达成2011-2020年这十年GDP翻番所需的全年5.5-5.6%的GDP增长将很难实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资金保障 疫情冲击下各类减税补贴等政策给财政带来增支减收压力，稳定经济发力基建也需要资金支持。
此外，租赁住房也是切实关乎民生投资方向，不仅有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推动形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也可落实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中央决策。借鉴香港做法，按照中国大陆月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发放。首先，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即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空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正面临债务率高（非金融企业债务高达GDP的1.5倍以上）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A股上市公司过去二十一年平均的ROIC只有3%）的痼疾。
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3%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1个百分点。其中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我们认为近年来已多次下调企业增值税，可考虑下降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为企业减负。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可能。
目前全国各地已积极复工复产，真正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周期可估算为2-3周时间，因此按照最低月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即1000元）发放消费券较为合适。目前，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3）同样，新型基建也涉及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19年全国人口为14亿人，若以1000元为标准发放消费券，则需要高达1.4万亿人民币左右，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
我们推测中国实际纳税人口占就业人数的20%左右。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下降会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带来挑战。我们建议可考虑适当划账上市国有企业股权，获取股权分红以补充财政缺口缓解压力。按照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增加值率转换为增加值口径计算后，2030年5G将直接拉动GDP1.3万亿，间接拉动2.1万亿，总和3.4万亿。给定中国居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这一关键事实，我们不认同某些分析师得出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被严重高估这一判断——道琼斯指数在2月20日前的相对波澜不惊显示全球市场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大的宏观政策施展空间去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疫情的经济影响局限于短期且相对有限。这一次，政策思路应该不一样 某种程度上，现在有两个中国经济：一个是反映为GDP规模和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增长速度、动能及模式的巨大变迁。
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增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变为重中之重。
我们的政策建议 基于对疫情经济影响和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分析，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经济政策建议围绕下面几个维度展开： 1. 基建与新型基建。例如，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人最讲究和为贵，中庸之道。这是从钟摆的一端，摆到另一端。
现在往往走个过程，只要书记市长决定了，人大很容易通过。有人担心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力都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只要给了这样的权力，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现在，对干部考核的最低限度，至少要把一票否决取消，把巡视制取消。譬如说要银行支持小微企业，银行明知道给中小企业贷款很不合算，大银行做这些业务不合算，但是巡视组要来巡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票否决无限扩展。我到地方了解到，前面发的文件还没执行完，新的文件又来了，而且新旧文件还有冲突，为了执行新文件，又写文件做指导。
这里只是强调，在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主权机构，党的干部的任命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有立法的建议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摆脱一刀切的工作方式。
过去两三年，从我们的经济工作可以看出，各个部门的主管领导不愿主动干活，都等中央说话，说了就做，拼命去做，但如果不说，那什么都不做。此时，我们才可以说国家有了现代治理体系。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一票否决和巡视之下，仍有各种形式主义。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相信地方干部，要给他们足够的激励。） 进入 姚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企业复工 国家治理 。虽然不是很完美的分权，但给了地方极大的积极性。
湖北疫情告急，政府向湖北派去四万医护人员，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次我发现复工比较快的地方，都是政治地位比较高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容错机制强一些，官员的安全感强一些。
这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路不一样。这个政治哲学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要诚实描述我们的体制做对了什么。
这个做法能不能扩大到党代会，或者某个常态的、制度化的形式来考核干部，譬如成立一个代表会，要晋升的候选人做陈述，然后让大家投票，这个投票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最后常委会再投一次票。以前地方干部跑部进京，现在给钱他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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